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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犬儒主义思想的本质、成因及其影响

时间:2020-04-24 12:31作者:陈书静 王洪涛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现代犬儒主义思想的本质、成因及其影响的文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曾批评中国文艺界的“易发病”:亵渎经典、戏弄历史、炫富竞奢、低俗媚俗、追求怪诞、格调不高。这“易发病”彰显了西方现代犬儒主义在中国的流行。

  摘    要: 现代犬儒主义滥觞是资本逻辑全面渗透民众的精神呈现。在西方现代性进程中,启蒙的光明和进取与犬儒的绝望与消极既是资本功能历史二重性的矛盾演绎,也是资本主义维持社会顺利运行的双重价值支柱。启蒙精神与犬儒气质是资本二重性的精神演绎。资本逻辑全面渗透造就出现代犬儒主义的价值真空,犬儒理性是对资本主义内在裂缝的完美缝合。现代犬儒主义意识形态在价值生成、意义超越、社会节约机制及深化改革辅助推进机制等方面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度功能构成挑战。

  关键词: 犬儒主义; 意识形态; 启蒙理性; 资本; 后现代虚无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曾批评中国文艺界的“易发病”:亵渎经典、戏弄历史、炫富竞奢、低俗媚俗、追求怪诞、格调不高。这“易发病”彰显了西方现代犬儒主义在中国的流行。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使大量异质文化不断涌入,传统价值日益式微,我国社会思想、道德、文化日益多元、多样、多变,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面临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挑战。大众意识形态犬儒化可能会使大量政策和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引起民众对民族、国家与社会的深层认同危机。当今社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把多声部铸造成和谐的音乐,而防止它散漫为嘈杂之声。探索现代犬儒主义社会思潮本质、概念内涵、问题谱系、产生原因及其社会影响,有助于利用、驾驭与引导资本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改革全面推进铺路。

  一、现代犬儒主义的面谱图鉴及其危机征候

  现代犬儒主义被西方学者称为我们时代的流行病,是人类精神的“麻痹症”与“失血症”。20世纪60年代,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众表现出普遍的以政治“冷漠与幻灭”、物质利益至上和返身自顾为特征的犬儒行为,构成了对西式民主的迫切挑战。在此背景之下,探究现代犬儒现象背后政治意蕴和文化根源的理论着作应运而生。美国学者斯密斯在《俄国人》中描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人从特权阶层到普通民众及至党内生活的犬儒面貌[1]36。英国学者贝维斯指出,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与犬儒主义具有内在一致。犬儒主义构成了英国社会的一大危机,一种“‘新英国病’——此病被叫作‘民族犬儒主义自我毁灭的痼疾’”[2]24。美国学者David Mazella结合美国社会的犬儒现象追溯了犬儒主义在美国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影响[3]181。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在其着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批判了当今时代的商品拜物教和权力拜物教,指出今天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犬儒主义的,今天的犬儒主义者识别了意识形态面具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及背后的物质利益,但“他们坦然为之”[4]40。20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斯洛特戴克将犬儒主义称之为 “启蒙的虚假意识”,是启蒙命题无法践行所致的理性病变。他提出,西方现代犬儒主义是当代社会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是当今社会的重要特征:“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犬儒主义的”[4]45。

  齐泽克将传统意义上经典的反讽式的犬儒主义叫大犬儒主义。古希腊罗马早期的犬儒主义不是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一种道德践行和道德自律,追求德性,摈弃物质,淡泊名利,抵制荣耀;简化需要,力求自制,崇尚在“自然地生活”中的追求个人的自由与自足;以嘲弄和否定的姿态对待既有价值和主流意识形态。 但今天,现代犬儒主义的概念内涵已经发展出与之几乎完全对立的内涵。今天的犬儒者即便明白意识形态普遍性面具背后的特定利益,但依然会故作不知而埋头发财。现代犬儒主义者放弃了传统犬儒主义的道德操守,直接服务于非道德。齐泽克指出,在今天,“犬儒智慧的模型就是把正直、诚实想象为不诚实的至高形式,把道德想象为放荡不羁的至高形式,把真理想象为最有效的谎言形式”[4]41。面对违法的抢劫、致富,当代犬儒主义者不是谴责其行为的非道德性,而是反应为抹去一切道德界限的实用主义:“合法的致富更加行之有效,也受法律的保护……抢劫一个银行与建设一个银行,两者相比,情形如何?” [4]41现代犬儒主义意识形态表现为人们虽然对当前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结构所标榜的价值、真理面具嗤之以鼻,但却孜孜不倦地利用当下意识形态去进行“明哲保身”“同流合污”“洁身自好”“视而不见”“基于个体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他们不再被虚假意识蒙骗,而是清晰地知道其运作模式与意图,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冷酷无情、万念俱灰、返身自顾、闷声发财是现代犬儒者的经典面具,以缺乏本真为由而陷入政治冷漠。张一兵指出,犬儒主义“指的是意识形态批判失效之后的意识形态状况:知与行的绝对分裂”[5]。学者徐贲将现代犬儒主义界定为:社会民众对于他们所不满的制度所采取的“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和不认同的接受”的消极无谓的思行态度[6]。
 

现代犬儒主义思想的本质、成因及其影响
 

  犬儒主义概念内涵经历了从古代犬儒主义到现代犬儒主义、从积极犬儒到消极犬儒、从道德自律到道德自弃、从摈弃物质到消费至上、从自然真实到圆滑世故、从特立独行到随波逐流的演化。不变的是消极疏离、普遍怀疑和对权力的“不合作”。在既有研究中,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病症——“犬儒病”的现代犬儒主义,被理解为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一种普遍怀疑、价值虚无、自私世故的生活态度。

  由于一切是非标准的消解,现代犬儒主义也常常被等同于后现代虚无主义的代名词。贝维斯指出,现代犬儒主义是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传播载体(采取了诸如相对主义、反讽,甚至是颓废主义的形式),又是传播过程最重要的产物(作为“启蒙的虚假意识”)[2]17;西方犬儒行为的泛滥是对政治现实(以宏大叙述和整体意识形态的形式)分崩离析状态的一种反应[2]15;犬儒主义在当代倍受重视本身就是政治建制和政治实践出现了危机的征候。现代犬儒主义是用来支撑、构成“现实”的意识形态幻象建构、是人们已知其虚假性却拒与之断绝的虚假意识,是当代社会特有的“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现代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审视(seeing)事实的问题,而是‘就是’(really are)”[4]39。

  西方学者对现代犬儒主义的现象分析和特征界定表明,一方面,认为大众意识形态犬儒化已构成当代社会意识形态构建社会现实的典型特征,显示了现代犬儒主义在当今社会的流行;另一方面,将现代犬儒主义的产生归之于启蒙理性的病变,将其实质归结为后现代虚无主义物化征候,这种解释可谓锐利而深刻。然而,“启蒙理性病变”的原因何在?现代犬儒主义病症生成的深层社会结构根源是什么?西方学者的现有研究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解释。

  齐泽克认为,现代犬儒主义有两种表现: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政治犬儒主义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主义。这二者, 在我国当前社会均有表现:首先,政治意识的淡漠与怀疑的倾向,也表现为愤世嫉俗、冷嘲热讽、玩世不恭等。其次,娱乐至上、媚俗浅薄的文化犬儒主义。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将现代犬儒主义定义为“一种通过幽默或厌倦尘世的方式来抑制焦虑在情绪上影响的模式。它导致了滑稽作品的出现,就像电影《博士可爱稀奇先生》和许多‘黑色幽默’所表现的那样,它也导致了逆流而行的疯狂庆典时的短暂欢乐”[7]120。当前,各种恶趣的网络恶搞、演播室内容的快感、享乐、“眼球”导向,以低俗、浅薄、奇观、诙谐、绯闻、口水营销模式等取悦观众。在娱乐、搞怪和人为的诙谐中善恶、真伪、美丑等价值与负价值界限故意或无意地被模糊。人们通过娱乐化一切来消除道德、对抗压力,调侃现有价值、解构精英文化,用诙谐搞怪的喜剧元素颠覆历史人物的崇高。最后,我国相当一部分民众表现出极强的物化精神气质,及金钱、物质崇拜和金钱主导一切的倾向,消费、市场及视觉快感成为“新的意义供给机制”,人们“以个人消费的方式进行意义生产”[8]。

  中国学界对犬儒主义的关注,较有影响力的观点有以徐贲等为代表的独立学者,描绘了现代犬儒主义者“无原则的怀疑、有意识的虚假、不反抗的愤世”[9]的犬儒面孔。然而,这种观点并没有切中现代犬儒主义在西方民主国家大范围流行的现实,是对现实的误认,容易造成负面社会影响。约翰密尔曾经指出专制使人变成犬儒,王夫之也曾言“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然而,我们看到,在当代西方民主社会中,民众的犬儒行为并没有因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施行而消失,反而变得更为突出。事实上,在西方,“人们对政治感到失望,怀疑和否定取代了理性说服,成为人们普遍的政治心态。”[3]3今天,美式民主面临着的最迫切的挑战是广泛流行的公共犬儒主义。

  国内学者对犬儒主义生成根源的另一种解释是将之归于人的自我保存和自我主张的人性双螺旋体,犬儒理性与启蒙理性一起构成人性的辩证结构,启蒙理性走向自己的反面即为犬儒理性。这种从人性出发解释现代犬儒主义生成根源的理论,其实质是斯洛特戴克犬儒本质是“启蒙病变”理论的变形[9]。人性是永恒的,但人性也是历史的。犬儒生成的“人性逻辑”解释并没有给出现代犬儒理性历史生成的真实解释。犬儒理性是启蒙理性病变理论,是对现代犬儒主义病征的描述,但并非对现代犬儒病征生成根源的诊断。对现代犬儒主义生成根源的系统诊断和深入剖析亟待切入唯物史观观照下的社会现实生产过程,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出发,可以对现代犬儒主义的生成有深刻、清晰又全面的揭示。

  二、启蒙理性的内在冲突与现代犬儒主义的多重悖论

  1981年,德国哲学家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1987)的《犬儒理性批判》,勾勒了犬儒主义与启蒙的复杂联系。斯洛特戴克将犬儒主义称之为“启蒙的虚假意识”,是启蒙命题无法践行所致的理性病变。斯洛特戴克将犬儒主义看作是启蒙的宿命。在他看来,启蒙对虚假意识的批判没能真正战胜虚假意识,而是让人沦为物的权力游戏的中介,最终,人们相信除了讽刺和嘲弄无法获取真正的知识。完全沦陷到“一种被反思地保护起来的虚假意识的结构”的犬儒主义之中去。斯洛特戴克把现代犬儒主义定义为“启蒙病变”,然而他并没能揭示这种“病变”的根源何在。

  早在启蒙之始,启蒙哲学家蒙田就“对人类理性达至真理的能力表示怀疑”,进而怀疑文艺复兴基本命题的价值:如怀疑启蒙精神将人置于宇宙系统之上的崇高地位和在自然界卓越技能的人类中心主义,怀疑启蒙精神的理性至上主义。蒙田怀疑基督教文化相对于异教文化的优越性,认为欧洲以宗教为借口的战争,其实质是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借正义之名行强权之实,“创立宗教意在剔除罪恶,而现在却在遮盖、培养罪恶”[10]115。蒙田式的怀疑导致虚无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成为无所承担、精神“侏儒化”的现代犬儒主义泛滥的较早的理论引导。

  蒙田被列为犬儒论者,反映了西方现代性启蒙进程自产生之初就面临的尴尬处境:启蒙意在确立人的主体性,但却构造出“主体消解”的现实;启蒙追求秩序却招致混乱;启蒙旨在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却同时产生了消极而危险的后果;启蒙想要赋予人们自由地运用理性“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获得自由和解放,但启蒙的果实却是西方野蛮凶残的海外殖民和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自相残杀以及人类文明不忍直视的大屠杀、集中营。是什么让西方的启蒙进程违背了自己最初的愿景?启蒙把理性抽象化、先验化、还原化为世界的最高实体的结果却是理性的病变,最终使人们陷入现代犬儒主义的泥沼?

  福柯被称为“现代犬儒者”,在其着作《无畏的演讲》中,福柯阐释了主体形成的三个方式:权力塑造、知识塑造、自我塑造。福柯指出,知识是权力的面具,在真理、道德、权力的游戏中,不是权力服从于真理,而是权力制约着真理,权力决定知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而影响知识的发展,知识以真理的身份为权力干预和控制社会基本手段的规范化与法制正当化服务。真理是围绕权力机制编制的真理话语,人是现代权力类型转化的一种历史建构,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共生构造出“具有知识、行使或服从权力关系的主体”,“通过权力,我们服从于真理的生产;只有通过真理的生产,我们才能实行权力”[11]93。现代伦理道德是当代权力驯化主体的工具,将权力机制内化为主体的行动准则。在知识、权力、道德构造下:“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12]506福柯对真理的解构、对权力的质疑、对道德的颠覆常常被冠以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的标签。

  正是基于对西方现代性启蒙进程“尚未完成的承诺,受阻的希望或是令人不安的两难困境”进行回溯式的反思和超越,后现代主义展开了以启蒙现代性进程为锋芒所向的哲学批判与解构。启蒙哲学的理念被后现代主义贯之以本质主义、人本主义、理性主义、普遍主义、绝对主义、逻格斯中心主义、基础主义等范畴进行批判。后现代主义认为,如果启蒙哲学无法为知识提供其所许诺的合法性证明,那么启蒙哲学充任全部知识基础的企图就是或隐或现的霸权主义。启蒙哲学以人代替神,高扬人的主体性的人本学理念。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如同基督教中的上帝是一种虚构一样,启蒙哲学中作为主体的人也同样是一种虚构,“人仅仅是一种晚近的发明,一个还不到200岁的角色”[13]387,真理不依赖于主体,而是权力主宰的产物,认为主体赋予世界以意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幻觉。最终,恰如尼采说的,真理的意志不过是权力的意志,真理和知识没有内在价值。

  针对启蒙哲学在认识领域中试图获得在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都普遍适用的关于外在客观和内在主观世界的普遍真理,及在实践领域内认为所有人类历史都会趋向于作为终极目的自由王国,希望实现普遍的人类解放的愿望,后现代主义将之贯以普遍主义而加以嘲讽和批判。启蒙精神把真理奉为至上的信条,在各种话语中占有特权和优先地位不过是“真理的白色恐怖”。利奥塔指出,将整个犹太民族从生理上加以消灭这种现代罪行是启蒙关于人类普遍解放信念的摧毁和终结。事实上,启蒙以来,普遍主义一直是西方推行其霸权的工具。普遍主义的实质是“文化帝国主义”。针对此,利奥塔提出“异教主义政治学”,福柯提倡“真理政治学”,罗蒂宣扬“种族中心主义”来加以批判。启蒙哲学信条中的基础主义沦为实践中的霸权主义,人本主义变成为人类中心主义,普遍主义被践行为西方推行殖民行为的西方中心主义。

  西方启蒙进程中理性自身的抵牾,即理性陷入价值冲突的分裂状态。笛卡尔以理性作为认识的方法论起点,确立了个体理性在知识、道德的自主判断及自由的优越性地位,给世界“解除魔咒”,消解了古典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宇宙理性作为宇宙本质的意义和解释世界存在的根据,理性失去了作为超越个人的宇宙普遍真理的客观性,丧失了判定道德真理的地位,成为犬儒理性的普遍怀疑和价值虚无滥觞的根源。启蒙理性宣扬正义、自由、人权、民主、解放等人类永恒、至高的超越任何个人和时代的理念,试图孕育出理性的个人和理性的社会,然而在资本生产剩余价值动力的驱动之下,启蒙理性最大化地发展了只关注利益和效果及作为现代社会经济组织管理有效手段的工具理性。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将启蒙的核心总结为:在一切事情上都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一切人为的制约与禁锢都需要经过人类理性的审判,但理性审判的形式有公开运用和私下运用两种方式。康德的公开理性与私人理性的矛盾,即既要自由公开地使用理性却又须唯命是从,从人类的角度所做的、作为“世界公民社会”的成员的必要权力的理性的公开审视却须要服从于人们从岗位职责角度所做的理性审视,即对于岗位、职位制约的维护。康德理性的内在矛盾是整个西方启蒙精神尴尬处境的折射,即启蒙标榜的自由、人权、平等、解放等永恒的人类精神,不得不服务于资本运转社会建制的需求。结果,正如斯洛特戴克所言,启蒙的各种批判,最终都走向犬儒主义,犬儒主义始于理性的批判却又终结了批判。斯洛特戴克(1987)指出,现代犬儒主义是“经过启蒙的虚假意识”,是启蒙命题无法践行所致的理性病变。“犬儒具有典型的后现代品格,他是一个不仅异化于社会而且异化于其主体性的形象。”[2]8

  现代犬儒主义体现为一系列“悖论”:在我行我素、无所顾忌、不知羞耻、无动于衷、极度自恋的主体性高扬背后是深陷资本逻辑下消费至上、物欲横流、灵魂蛀蚀的主体性丧失的“主体性悖论”;现代犬儒主义内在于理性逻辑,作为理性的伴生物,却又是理性斜视世界、斜视信仰、斜视理性自身的“理性悖论”;现代犬儒主义既是启蒙的初步成果,却又演变为启蒙的虚假意识,进而成为进一步启蒙阻碍的“启蒙悖论”。对现代犬儒主义“启蒙病变”根源及其蕴含的一系列悖论的解释,必须从唯物史观出发,切入资本主义现代性产生的现实历史过程中,才能得到科学的解答。

  三、从资本二重性到启蒙二重性:现代犬儒主义生成的深层根源

  启蒙精神内在的矛盾冲突气质,源自启蒙理性自身的二重性。正是资本二重性主导着启蒙二重性的发展,资本二重性是启蒙二重性的现实根源,更是现代犬儒主义者价值虚无、普遍怀疑、返身自顾的社会结构根源。启蒙二重性即:一方面,整个西方的启蒙精神要求“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14]25,意图借由理性批判剔除一切独断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偏见,以理性的祛魅来驱除迷信、盲从和愚昧,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另一方面,启蒙精神服务于资本扩张的需求,启蒙思想是服务于资本主义这个全新的社会结构的意义价值系统,即启蒙精神是支持资本主义社会建制的主导意识形态。资本二重性与启蒙二重性幻化出西方现代性光明与黑暗、浪漫与抑郁、文明与野蛮交织的进程,是西方现代性的矛盾性、碎片化、风险性和混乱、动荡性的根源,也是现代犬儒主义者得以生成的重要一环。资本二重性和资本拜物教通过启蒙后的物化统治成功塑造出现代犬儒者的多疑品性和物化意识。

  首先,资本历史功能的二重性决定了启蒙精神走向犬儒式病变的宿命,构成了现代犬儒主义生成的社会根源。资本的技术和组织优势、高效率的生产体系和资本对人的发展能力的解放,孕育出启蒙精神的进步、辉煌与光明,奠定了现代犬儒者消费景观的物质基础和主体意识孕育的精神基旨。资本“伟大文明作用”创造了物质财富生产的奇迹,彻底瓦解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消解了传统等级社会制度的生产关系和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价值,成就了富饶的工业文明,推动世界历史的伟大进步。然而,资本进步性的背面是资本的历史局限性,即资本创造力、竞争力的极致化状态意味着主体服务于挣钱、积累资本、累积剩余价值的物化状态和人对物的全方位依赖。在资本逻辑全面展开的魔幻现实中,现代犬儒者的消费主义狂欢源于资本消化生产相对过剩的需求。资本的利润逻辑下,人人平等的“权利”只能沦为掩盖资本权力的外衣,自由只能是平等剥削劳动力的自由,人的主体性只能让位于资本的主体性,人沉沦于有肉身无主体的境地。启蒙所标榜的认知能力和批判能力最终都沦为为资本生产服务的仆从。启蒙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努力走向最初愿景的背反:作为主体的人,在知识与权力的启蒙中消亡了。启蒙理性刻意培育的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享、无所不欲、无所不能的主体,其所知、所享、所欲、所能皆基于资本这个他者的需求。于是,资本支配下的主体只能是“资本要生产剩余价值,就必须生产对剩余快感的欲望”这一规律的客体,一切都听从市场这个“隐蔽的上帝”的召唤,服从于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如果没有不断的扩展它就不能自我生产”[15] 7。最终启蒙的主体只能是沉醉于商品拜物教幻觉中的现代犬儒式主体。这决定了启蒙的批判、启蒙对主体的呼唤注定无法实现,只会造就出现代犬儒主义者主体性消解、“委曲求全”沉沦于“商品拜物教”的社会现实。

  其次,启蒙话语的实质是资本意识,是意在支撑、调节资本主义现实的意识形态幻象建构。启蒙的理性与批判,使现代意识形态告别了传统意识形态的“非知”,但并不能改变意识形态“掩饰”性和附属性,这是现代犬儒式虚无主义生成的心理根源。启蒙精神是当时社会状况和物质条件的产物。施特劳斯说:“现代方案最初是由哲人们设计的;他们根据自然、根据某些自然权利设计了这套方案。”[16] 10事实上,不是启蒙思想家设计了现代方案,而是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使得现代大生产成为必要,而现代大生产需要脱离人身依附关系、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独立、自由的劳动者。资本的逻辑唤醒了启蒙现代性之下整个社会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没有大机器生产,没有商品“等量换等量”交换这个“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扩张,就不会有启蒙理性所宣扬的平等、民主、自由、人权理念的产生。正是平等交换的市场强制性原则催生了近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精神。启蒙思想家正是基于资本的需求,发出了“自由、人权、平等”的呼声。启蒙对人(主体)的过度美化与宣扬,其目的是完成组成社会基本成员的个体培养和规训,生产出为符合资本生产运作需要的“主体”即劳动力:能够嵌入商品生产和流通中,能创造剩余价值的人的体力和脑力的人格化物质形态聚合。劳动力创造利润的潜能和活力使诸众的生命成为政治的中心,成为当代社会资本主导的生命政治剧场上任人摆布的对象。

  资本的发展点燃了早期启蒙思想家如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关于商业精神和商业文明的论战与讴歌,其后的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如休谟、洛克及斯密等进一步发展出市场万能的经济理念。资本逐利的本能让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提出“人类最强烈、最自然的需要”和不变的本性就是追求财富的人性论。资本的贪婪品格要求启蒙思想家解除人们思想中将贪欲看作洪水猛兽的传统理念,代之以自私和贪欲是社会进步动力和创造力源泉的现代观念。人欲不是恶,人欲体现人的自由和自由意志。资本人格化代表的商人日益凸显为社会中坚和做人榜样,商人让“大自然的恩物得以流通、为穷人提供工作、为富人增加财富,为君主增加荣耀”,从而被尊为 “够资格担任国家的任何职位”的人[17] 49。相对于传统意识形态对抑制物质欲望、抑制商业精神、高扬道德目标,“启蒙精神”完全服从于以“资本逻辑”建构社会制度的要求,并宣扬物质主义价值观,只要付钱,任何事情都是被允许的,一切道德的标准都由交换价值决定,这就是现代犬儒者价值虚无主义的实质原因。在资本逻辑宰制下,真理是权力的产物,知识、信息、大众传媒无不受到资本权力的干预和扭曲。不仅诸众可得的信息由资本决定,信息的生产和制造也由资本定制。如马克思所言,生产知识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18] 38。

  福柯把现代性界定为一种批判的态度和气质,批判是启蒙的课题,它认定,基于理性的批判是人类自由的前提。启蒙的本质是批判,是对旧文化的内在否定,“批判”与“否定”正是资本推翻旧的社会建制即中世纪基督教信仰专制和封建专制,构建使资本得以顺利运行社会结构所急需的。现代社会中经过批判的犬儒主体,他们很清楚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话语体系的虚假性,是在掩盖着特定的剥削和利益,但是,资本主宰下的个体,根本无力摆脱这一套话语体系,而只能是无奈地追逐着它们,“拒不与之断绝联系” [4]40最终以否定一切价值、无所坚守的姿态面对现实。

  最后,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强大的社会建制和其所孕育出的启蒙理性共同生产出的现代官僚制度和“科学的社会结构”[19]76,是启蒙的效率原则和科学精神最成功的践行,其无所不在的理性统治与权力扩张成为现代犬儒个体们发出“不犬儒,又怎么生存呢”无奈感慨的制度根源。资本消解了传统的宗法关系,却为人打造出资本自身统治的铁笼,资本追逐利润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使剩余价值生产成为压倒一切的动力,制造了现代社会的全面危机和风险景观。资本以剩余价值生产为首要目标,决定了启蒙理性的现实基础与社会根基只能是交换价值、是市场。在资本逻辑的强大社会建制面前,一个彻底理性化的社会产生出巨大的宰制个人的力量,个体的批判与否定只能是绵弱无力的呻吟或无可奈何的沉默,犬儒式生存是最佳和最后的选择。福柯的生命政治批判理论提示了:正是在资本的理性内核驱使下,现代社会里,生命成为公共场景的中心和全境监视对象,国家开始对生命施行政治性的统治和管理。启蒙的历史事件没有使人类走向“成熟”,世界却无可避免地陷入资本强权与犬儒品性互补相依的宿命中去。从而不难理解,在现代性的视野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场景:负责屠杀犹太人最终方案执行的阿道夫·艾希曼接受绞刑时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在资本权力不断扩张并日益获得自我强固的社会穹顶之下,启蒙走向犬儒的宿命是不可避免的,借用鲍曼的一个隐喻:“和蝴蝶一样,当别针刺穿它们的身躯将它们固定一处时,它们是不能幸免于难的。”[19]8

  总之,西方“启蒙运动”被称为“光明的时代”,然而“光明”所向却服从于资本运动轨迹的要求,启蒙精神的实质就是“资本精神”。现代犬儒者的虚浮、幻灭与精神贫困是资本逻辑全面扩张带来的人的普遍异化状态的反映,而犬儒者这种平庸、琐碎与功利的生活态度却是维护当代西方社会以资本生产为主轴、以资本营利为目标的社会结构正常运转的必要意识形态。资本支配下,现代社会生活的无根性、偶然性、匿名性及脆弱性等特征催生了劳动者的现代犬儒主义主观情绪。齐泽克说:“人们不再相信任何意识形态真实;他们不再严肃对待任何意识形态命题。”[4]45

  社会文化价值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内在一致,是社会健康运行的必要机制。启蒙理性与犬儒理性是资本悖论特性生出的价值系统的双面螺旋体。在资本的逐利本性驱动下,启蒙的光明和进取与犬儒的绝望和消极既是资本功能历史二重性的矛盾演绎,同时也是维持资本主义顺利运行的双重价值支柱。“曾经是技术生产力的阴暗面的虚无主义,已经成了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成了劳动力市场上最紧俏的商品。”[5]犬儒理性是对资本主义内在裂缝——利益欲望会解构道德,摈弃道德又会失去合法性的完美缝合。作为富有效率的社会关系强制力量,资本成就了犬儒主义消费景观的物质基础,资本奉行科学与效率原则打造出西方现代官僚制度的“铁笼”,是犬儒生成的制度根源。资本的疯狂逐利造就的大量历史与现实中的风险景观,即劳作和生存中的无规所依、变幻无穷、价值闪崩等现实生活“游戏”特质是当代犬儒者从外部世界退却和实用主义参与完美结合的现实基础。

  四、结论

  现代犬儒主义本质上是对现存社会伦理的一种反叛,正如非理性主义哲学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危机的回应一样,西方现代犬儒主义的产生源于大众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作的疲倦,普遍的怀疑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使人们接受和屈服,一切是非标准都被否定,一切荒诞行为都被合理化,因而没有动力去改变社会存在。现代犬儒主义不像传统意识形态那样掩盖和否认矛盾,而是将矛盾常态化、合理化并接受之,意味着解决矛盾的动机完全被消解掉。因而,现代犬儒主义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掩饰社会裂痕并维持现有社会秩序,它是现代社会的阴暗面,却又是诸众将黑暗合理化的必不可少的生存情绪。现代犬儒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价值建构与意义生成、社会节约机制与改革辅助机制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上具有天然的内在紧张与冲突。

  现代犬儒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大众意识形态犬儒化既发挥着消极的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功能,却又消解着主流价值和社会共识,进而成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障碍。应对当前大众意识形态犬儒化信仰危机的根本对策在于通过完善的制度建设超越资本,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权力规制制度及文化价值体系,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支撑机制——信任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在新的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实现意义世界的重构,以之为走出当前现代犬儒主义滥觞的重要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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